正因个人的独特性对于人的尊严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所谓侵犯人的尊严很多时候也就是对个人独特性的否定。
其基础正在于第1款之规定，基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义务要求，家庭秩序内部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也受到了相应的调整。同时，受国家保护的家庭具有制度性保障和权利保障两个层面上的旨趣，也要求我们依此构建多层次的保护结构，进而实现家庭主体地位的发挥。
即使法律规定常回家看看，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却难以具体化。家庭是互相依赖、彼此共存的实体，某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是家庭中的大事而并非私事，病人首先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成员。例如生育自由，原本只是个人的隐私内容，但却日渐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照，包含生育权在内的很多问题都开始通过国家层面的各种规范加以调整。（一）宪法规范的基础：家庭事务的公权力介入 自古以来，家庭是中国的治理工具之一，换言之，家庭富有严密的内部结构，以亲情、伦理为依托，承担着维护秩序甚至稳定社会的功能。换言之，宪法第49条所强调的受国家保护涵义中，自然包括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免受国家权力过度侵扰的意味，这也是家庭秩序的本来特征。
基于该条规定，户口制度本身带有维护社会秩序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这种语境之下，家庭成为隐藏于户口幕后的统计要素。这种介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家庭无法独立承担来自社会的各项风险，需要国家介入并承担保护责任。[18]这个判断在现代国家中早已应验，行政权不再是单纯的执行性，同时它还兼有立法性、司法性。
行政争议从主体角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双面关系。[29]我们知道，自本世纪以来，以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为基本路径的经济发展模式，触及原有经济利益格局，引发了大量的官民矛盾，维稳成为各级政府与发展同等重要的要务之一。没有这些配套的制度，行政复议听取意见程序将沦为一种没有法价值的走过场。[15]由此可见，司法说的核心问题是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具有如同法院一样的中立性，并有与诉讼程序大致相当的行政复议程序做保障。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这样一来，行政复议机关就会从开始时的居中裁决机关转向与行政相对人（申请人）对峙的行政机关。
《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2款也规定：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另外，由于缺少程序公正的文化传统，加之长官意志至上的行政潜规则作用，使行政复议机构在现行的行政机关体制内没有独立性可言，其公正性基本上得不到社会民众的认同。这就要求我们对行政复议进行理论定位，既要充分考虑它所具有的行政性，也要认真顾及它所具有的司法性。[40]同前注[36]，张春生主编书，第18页。
对于申请人来说，除非有申请行政赔偿的必要，申请复议得到确认违法决定就变得毫无意义。如在当年《行政复议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放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一句的后面，在正式通过时，互换了位置。基于此，本文认为，以下几项司法性机制可以作为行政复议与诉讼程序融合的最低限度选项。信息公开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当依职权向社会或者依申请向行政相对人公开。
所以，一个来自行政复议制度内部的声音很值得我们在这里细细品味：公信力不强，人民群众就不愿意选择通过行政复议来维护权益，行政复议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也会不信服行政复议决定，会继续通过诉讼或信访途径表达诉求，行政复议制度就会被虚置。[23]郑志耿、储厚冰：《行政复议制度缺失分析与完善思考》，同前注[14]，周汉华主编书，第100页。
正视行政复议的行政性，才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强调行政复议必须秉持专业和效率的优势，避免把行政复议混同于普通司法权。在行政争议双方不能合意化解争议，或者所属情形不能通过合意化解争议时，行政复议决定就是化解行政争议的必要手段。
[14]周汉华：《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改革方向》，载周汉华主编：《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又由于行政复议毕竟不是行政诉讼的一审程序，因此，即便是为了申请人的权利救济，行政复议不可以、也不可能全部照搬行政诉讼制度。[6]郜风涛主编：《行政复议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而这项制度的运作，最初的起因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申请行政机关予以保护，对违法的和不当的行政行为予以纠正。之所以有如此片面的认知，是因为并未认识到行政复议决定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的功效。行政复议程序中并非没有听取意见程序，[28]但是，围绕听取意见所应当匹配的制度，如说明理由、听证笔录效力等却付诸阙如。
由于行政复议机制失灵，导致诸如信访、申诉、街头抗争之类的非规范性争议解决机制急剧膨胀，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行政复议制度，形成制度渠道虚置、非制度渠道膨胀的恶性循环。因此，在查阅之后再添加复制（包括电子文本）应是行政复议程序正当化的内容之一。
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复议实现权利救济的主要手段，不是目的。[19]行政复议执行性在内部呈现其层级模式的运作过程，不参与行政复议过程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权否决复议工作机构的复议结论，同时对行政复议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一直以来，由于行政复议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也正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没有将权利救济做正确定位的法律制度，其实效往往是不如人意的。
若在行政复议实务中把解决行政争议手段当作了行政复议的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5]《行政复议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司法说则认为，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从性质上讲是在保持以行政方式解决争议的效率的同时，尽量引入司法程序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使行政复议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卷宗阅览是行政复议信息公开的主要程序。
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经由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实质处理，意味着原告权益获得实质救济。化解行政争议 行政复议是现代行政法中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程序之一，它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合称为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通过公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
到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以合意方式作为行政争议化解方式之一，获得了法律的正式认可。本文认为，行政复议功能是权利救济，但这并不排斥它同时兼有其他功能。
防止偏见的基本含义是，处理案件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对案件处理时不得先入为主，如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应当通过程序停止该公务员对该案件的处理职权。因为，给平民百姓一个可以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这一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渊远流长。
但无论哪一种学说主张，因其逻辑基点都不是依申请—权利救济这一行政复议制度结构，其结论就可能难以自圆其说了。我们知道，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具有上下级行政关系，若被申请行政行为在作出之前请示过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机关，那么，之后的行政复议决定实质上是上级机关就之前的答复而作出的一种重复处理决定，申请人欲通过行政复议实现权利救济就沦为一种程序空转。但是，《行政复议法》这种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6]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编写的著作也认为：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在行政争议三面关系中，行政机关面对的是利益对立的两个主体，按下葫芦浮起瓢，其行政争议解决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提供权利救济的国家机关中，法院当然不可以缺席，在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下，它还应当是权利救济的最终保障。
在这种模式中，行政复议机关法律地位在外观上接近于诉讼中的法院。若超越了这个限度，那么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在某些个案中可能是成功了，但这样的行政复议实践一定是已经忘了初心。
对于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应当履行的，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行政争议化解并非仅仅是手中的个案，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化解，将抽象的法规范细化为具体规则，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行政争议产生一种预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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